导演刘劲：拍摄《天宝》，一场命中注定的“回归”与“使命” -

8月21日，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在拉萨隆重举行。镌刻着"共筑中华民族共同体，谱写雪域高原新篇章"的贺匾，寓意着这片古老土地焕发生机、民族团结牢不可破的时代印记。在历史荣光与时代使命交汇之际，作为纪念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重点献礼影片，《天宝》自7月10日在全国电影院线上映以来，犹如从历史长河中拾取的璀璨明珠，以深邃的艺术力量深深触动着观众内心。

电影《天宝》以九十年来几乎被历史湮没的藏族革命先驱木尔加·桑吉悦希（藏语称天宝）的生平为主线，描绘了这位出身寺庙的“扎巴”如何在民族危亡与信仰抉择的交汇点上，选择追随红军踏上革命征程。他不仅成为长征途中首批藏族战士，更是中国共产党首批藏族党员之一，最终成长为西藏和平解放与建设事业的坚定践行者。这部作品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导演刘劲倾力打造，重现了这一尘封九十年的历史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刘劲与天宝同为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马尔康人，两人皆受梭磨河奔腾之水的滋养，同根同源。

刘劲导演在片场的工作照由受访者提供。在谈及为何一位在藏族革命史上极具传奇色彩、作出重大贡献的革命家此前从未被影视作品展现时，刘劲直言这让他感到沉甸甸的责任感与深深的乡愁。对他而言，拍摄《天宝》不仅是一次艺术创作，更是一场与生俱来的"回归"与"使命"。"我就是在那个地方出生的，"刘劲回忆道，"在编写剧本和拍摄过程中，将童年熟悉的影像融入其中。越是接近尾声，越是在重现我当年在阿坝州、马尔康生活的点点滴滴。"他特别指出，片中嘉绒藏族传统民歌《啦哩谢莫》"从哪里出发，就会回归何处"的歌词，恰好成为电影《天宝》最贴切的精神隐喻。

刘劲此次不仅参与编剧、执导工作，更在影片中饰演周恩来这一经典角色。谈及拍摄经历，他提及四川阿坝州的特殊意义——《天宝》的取景地与他的故乡相重叠，天宝出生于马尔康县党坝乡，而他本人则是马尔康县城的居民。童年时期，老师与乡亲们讲述的阿坝州藏族革命家故事令他印象深刻，这位从寺庙小扎巴蜕变而来的共产主义战士，曾是红军首批藏族战士与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参与西藏和平解放，担任共和国首个专区级少数民族自治州的首任州长。他的人生轨迹为何鲜有人关注？刘劲坦言，此前他出演的长征题材作品多聚焦于红军领导层，较少呈现藏族群众的支持作用。早在1995年翟俊杰导演的电影《长征》拍摄期间，他就曾建议加入藏族人民援助红军的情节，并在2000年的电视剧《长征》中延续这一想法。这份源自家乡的执着，促使他投身于讲述藏族革命家故事的创作。

在谈及红军长征的经典场景时，人们常会联想到“爬雪山、过草地”这一段艰难历程，但实际上，这两项重要事件均发生于藏区。刘劲指出，其中“雪山”指的是位于阿坝州的夹金山，而“草地”则涵盖了若尔盖大草原与红原大草原，二者均坐落于阿坝州境内。对此他表达了深切的遗憾——尽管从事主旋律革命题材影片创作已逾三十余年，但始终未能充分展现藏区在长征中的历史地位。作为出生于这片土地、成长于这里的创作者，他深感肩负着传承革命记忆的责任。

刘劲导演分享了电影《天宝》的拍摄历程。据其介绍，阿坝州建州70周年之际，州委、州政府与四川省委宣传部联合提出制作该题材影片的倡议。导演在接到任务后立即着手剧本创作与团队组建工作。2023年7月1日，恰逢党的生日，剧组于马尔康——天宝的故乡正式开机，历时超过三个月完成拍摄。影片采用99%实景拍摄方式，完整呈现了阿坝州独特的雪域高原风貌，后期制作工作持续至2023年年末。导演提及，由于自身成长环境与天宝高度相似，这种深度的生活体验成为其把握创作主题的重要优势。在剧本创作阶段，他便将童年记忆融入其中；拍摄过程中亦不断涌现童年回忆片段。通过展现天宝在藏区的青少年生活，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追溯自己的童年经历，两者在创作层面形成了深度共鸣。

电影剧照澎湃新闻曾询问具体案例，刘劲回忆道：例如天宝与央珍姐姐初遇的场景，设定在马尔康西索村的一条溪流边。山间清泉潺潺，岸边生长着藏区特有的栎树。姐姐轻声哼唱嘉绒藏族传统民歌《啦哩谢莫》，那纯净悠扬的歌声描绘出质朴的藏族少女形象。天宝默默将自己担来的水倒入姐姐的水桶，两人之间没有语言交流，仅通过动作传递情谊。构思这段场景时，如何展现孩童间纯真的情感？刘劲想到自己年少时的支农经历，曾带着干粮在藏区田地劳作。一次午间休憩，大家分享带来的馒头、糌粑，突然一位藏族女同学冲到他面前，从藏袍中掏出一把炒制的蚕豆塞入他手中，随即转身离去。这种被称为福豆的食材，在藏历新年等传统节日中是待客佳品，象征着福气的分享。这个充满温情的细节始终深植于刘劲记忆，他坦言这或许就是藏族少女初次心动时，用最朴实的方式向少年表达爱意。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把福豆对藏族少女而言意义非凡。刘劲将这段珍贵回忆艺术化地呈现在影片中。当两人成年后在锯木厂重逢，天宝在林间劳作时，央珍姐姐借着背运锯末的机会，轻手轻脚将福豆放入他掌心。而在央珍姐姐牺牲前，姐弟俩上山采菌子时，她仍坚持将福豆递予天宝。这些情节在影片中出现三次，形成独特的善意传递链条，展现藏族人民质朴的情感特质。刘劲表示，这三次递豆场景，恰是他童年时期在阿坝州、马尔康度过的难忘时光的真实写照。

在传记片中，塑造传主形象需兼顾外形与气质的双重考量。导演刘劲认为，外形是演员的基础条件，但真正的关键在于气质的精准把握。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精神特质，需与历史人物的独特气韵相契合。谈及唐国强老师饰演毛主席的案例，刘劲坦言演员的外形与伟人并非完全吻合，唐老师甚至不讲湖南方言，但观众仍认可其演绎，源于演员深厚的文化积淀与长期角色打磨。作为演员出身的导演，刘劲深谙如何引导演员进入角色状态。在选定顿珠次仁出演藏族角色天宝时，团队曾担忧这位刚毕业的90后演员缺乏表演经验。天宝的扮演需跨越青年、中年、老年三个阶段，由三位演员接力完成，而顿珠次仁从18岁起担纲至70多岁，这是他首次挑战电影角色。角色的复杂性在于其信仰转变过程——作为扎巴族人，天宝原有固有的宗教信仰，但红军的到来通过一系列震撼事件，如战士为理想牺牲、央珍姐姐舍身坠崖、红军女战士产子后毅然离别等，促使他思想觉醒。这种转变需通过细腻的现实细节呈现，刘劲坚持让顿珠次仁出演，也预见到其可能面临的表演困境，承诺在片场提供指导支持。面对90后演绎90年前人物的挑战，刘劲强调需通过真实的历史情境与角色深度理解，才能让观众信服。

您提到的天宝加入红军的内心转变过程，影片通过细腻的叙事展现了他初入军营时的道德挣扎。在参与战斗的情节中，他仍坚持佛教"不杀生"的教义，这种信仰与残酷的战争现实形成鲜明冲突，凸显了角色在革命理想与个人信仰之间的艰难抉择。

在筹备电影剧照拍摄过程中，我特别注重演员顿珠的角色塑造。首先将角色扎巴的信仰元素前置，通过宗教仪式的沉浸式训练，为他注入精神力量。为此，顿珠在正式开机前及初期拍摄阶段，几乎每日坚持磕长头、诵经，以虔诚之心感受角色的内在世界。在表演细节上，他展现出惊人的专注力，即便在模拟送布达拉宫的长途中，面对泥泞山路、沼泽地和雪山等复杂环境，也始终以赤诚之心完成每个镜头。我特别注意到，在特写镜头中，他能够将所有表演技巧融入眼神的流转，让观众感受到角色的真实情感。例如在沼泽地的戏份里，他眼中的血丝和坚毅神情完美诠释了求生欲望与信仰追求的交织，这种自然流露的表演是任何刻意模仿都无法企及的。

我曾多次参与拍摄涉及红军长征题材的戏份，期间也将自身经历与感悟与年轻演员们分享。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拍摄时，连续一整天无法进食的体验让我深刻感受到红军长征的艰辛，用"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投入表演，才能真实再现那段历史。青年演员顿珠在演绎天宝青春时期戏份时逐渐进入状态，其过渡自然流畅，毫无痕迹，成功完成了角色塑造。

进入天宝老年阶段的戏份，主要集中在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前的场景。初登戏份时，顿珠因年龄跨度大和镜头放大效应而对自身外形缺乏信心。我告诉他只需把握住天宝老年时期的精神气质，历经数十年革命生涯的沉淀，角色的眼神便能传递力量。同时，我们化妆师任宜工老师作为王希钟先生的高徒，擅长为领袖人物打造造型，结合现场摄影、灯光技术及后期特效，最终完美呈现了天宝老年形象。

影片结尾的定格镜头，通过天宝面部大特写串联起其一生的高光时刻。当顿珠摘下眼镜，眼角泪珠缓缓滑落的瞬间，令人动容。正如《天宝》海报所展现的，影片将藏族扎巴与红军战士的双重身份有机融合，这种叙事方式极具挑战性。刘劲认为，天宝作为真实历史人物，其身上凝聚着革命性、民族性、宗教性三重特质，如何平衡这三性是艺术创作的核心课题。电影需要让藏族观众感受到文化的真实与亲切，同时向汉族观众展现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神圣性。

在文化融合层面，宗教作为藏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特别重视。藏族文化不仅是高原上的格桑花般坚韧美丽，也不仅是雪山、草原或布达拉宫等宏大意象，更体现在酥油茶的香气、锅庄舞的韵律、牦牛与羊群的剪影等日常生活中沉淀的细节。这些文化元素深深植根于雪域高原的土壤，与藏族同胞的生活实践紧密交融，构成了独特的文化图景。

我自幼在高原的广袤天地中成长，与藏族牧民一同放牧牦牛、策马奔腾，穿梭于深林间采集松茸，品尝野葡萄与野草的清甜。清晨的糌粑与酥油茶构成了生活的日常，而与藏族伙伴共舞的时光则深深烙印在灵魂深处。谈及天宝这一人物，他最初的身份是扎巴，日复一日在酥油灯前诵经修行，这种沉静与坚韧的气质源自童年浸润的藏族文化。若要将三者交融，或许可借鉴《阿甘正传》中阿甘以纯粹信念穿越时代的叙事方式，同时融入《血战钢锯岭》中道斯军医以非暴力姿态在战地践行信仰的特质。但天宝的特殊性在于，他虽多次参与战地事务，却始终未涉足前线战场，这种独特的处境恰似破晓时分的光，以另一种形式照亮了命运的轨迹。

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晖此次在影片中饰演毛泽东这一角色时，巧妙地展现了其独特的身份转变。作为僧人的扎巴，他遵循着不杀生的戒律，秉持慈悲为怀的信仰。然而在成为红军后，所有镜头中他始终未持武器，甚至连配枪都未曾出现。角色标志性的道具是牛角壶，无论是行军途中的解渴时刻，还是休息时递予毛主席的场景，都通过这一民族特色器物传递出深厚的文化内涵。毛主席对牛角壶的陌生反应，更凸显了该道具在历史与文化语境中的特殊意义。

电影画面中，天宝始终以非战斗角色身份活跃在红军队伍中，承担着带领队伍行军、协助后勤工作、照料伤员等重任。然而观众始终困惑：作为战士，他为何从未参与射击？直到百丈关战役爆发，刘湘的川军突然偷袭导致红军伤亡惨重，部队秩序瞬间混乱。当一名女战士在天宝面前被子弹击中时，他内心的震撼与愧疚达到顶点。为抢救战友，也因身为男儿的血性使然，他本能地拾起地上的步枪，但上膛瞬间却仿佛听见上师诵经声，令他痛苦地放弃暴力，转而挥舞木棍奋勇向前。令人窒息的是，敌军对视的瞬间竟已扣动扳机，枪口直指这位坚守信仰的战士。

在电影《天宝》的高潮段落中，当川军陷入危急时刻，枪声骤然响起。我们特意安排了一个令人揪心的镜头：一位战士倒下，画面虚焦地推移，张连长适时出现，将濒临崩溃的天宝救出。这一幕不仅展现了革命引路人的担当，更暗含着命运轮回的象征。张连长引导天宝拿起武器自卫，正当他陷入痛苦挣扎时，新的危机再次袭来，而张连长却在战斗中中弹。此时，镜头缓缓上移，天宝果断背起伤员突围，仿佛被某种神圣力量指引，最终成功挽救了张连长的生命。这种从拯救者到被拯救者，再到拯救者的递进式叙事，既完成了情节的升华，也映射出天宝内心的蜕变历程。

影片通过天宝的抉择，巧妙呈现了宗教信仰与革命理想的融合。他始终坚持不拿枪、不杀生的信念，但在红军集体精神的感召下，完成了从个人信仰到集体使命的转变。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信仰背弃，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精神觉醒。正如天宝在影片中的宣言："共产党就是我心中的佛"，将宗教敬畏升华为对革命事业的信仰，体现了对藏族同胞信仰体系的尊重。

在阿坝州的放映现场，一位90后汉族观众的反馈令人动容。她作为马尔康本地人，在观影过程中多次落泪，特别提到影片中展现的嘉绒藏族生活细节——从阿妈编织腰带的场景，到央珍姐姐递给天宝蚕豆的温情时刻，这些画面让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影片突破了传统长征叙事的框架，将雪山草地的壮阔与民族融合的细腻相结合，成为连接个人记忆与集体历史的文化桥梁。

从观众的反响来看，《天宝》显然承载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命题。在这片多民族聚居的热土上，藏族、汉族、羌族、回族等民族共同展现出的善良品格，与红军长征精神在历史长河中的交汇，构成了影片独特的文化厚度。尽管路演过程中观众反响热烈，但影片的社会关注度仍显不足。这种艺术表达与现实认知的落差，恰反映出作品在传播过程中需要突破的困境。

电影通过剧照艺术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表达，展现了红军与藏族同胞间血浓于水的羁绊。在革命年代，军民如同水与泥交融共生，难以分割。片中红军女战士于草地分娩后，因需随部队转移，将婴儿托付给藏族阿爸阿妈抚养，后者以"一把屎一把尿"的承诺，将汉人幼子抚育成人，取名雪莲红，寓意雪山、草地与红军的永恒联系。影片结尾，成年后的雪莲红（由卓依娜姆饰演）与天宝在布达拉宫前重逢，这一场景既是命运的轮回，更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传承。

《天宝》通过红军父子的感人故事，深刻诠释了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影片中，炊事班长作为父亲从未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即便在长征途中面临艰难抉择，也始终坚守革命理想。当孩子因饥饿在草地中离世时，他沉默地承受着命运的重负，这一情节成为全片最具震撼力的篇章。导演刘劲以极具艺术感染力的叙事手法，将革命信仰与人文关怀完美融合，通过视觉语言、音乐编排、摄影技术和剪辑节奏等多维度呈现，实现了对历史题材的美学突破。在影片专家研讨会上，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明振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等权威人士一致认为，这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长征题材与民族题材主旋律佳作，特别称赞演员刘劲成功转型导演，为影视创作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