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娃哈哈没因丑闻下架，就让那些艺人重新上架吧 -

随着国内优质电影作品数量的显著下降，观众逐渐减少了前往电影院观影的意愿。在春节档之外，今年各大影片档期的票房成绩均未能达到去年同期水平，其中2025年4月的票房数据甚至低于2012年同期，呈现出持续下滑的趋势。

当前电影市场面临多重困境，其中宏观经济形势低迷与短视频平台的分流效应是重要因素。但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国产影片整体质量有待提升。尽管市场环境不佳，但全国院线仍需维持运营，观众观影需求依然存在。此前提出的解决方案强调开放电影市场，政策层面已作出相应调整，今年暑期档正式取消国产电影保护月限制。自2004年张艺谋《十面埋伏》开启保护月机制以来，每年6月10日至7月10日期间均禁止引进好莱坞电影，直至9月才开放。而今年这一延续21年的政策全面解禁，6月至7月期间好莱坞大片几乎全部同步引进，直接占据了票房前三席。与此同时，国产影片遭遇了七年来最严重的滑坡，包括《酱园弄•悬案》《恶意》《无名之辈3》在内的三部备受期待作品均表现不佳。若保护月未解禁，院线数据或将更为严峻，部分影院可能难以维持运营。院线经营状况恶化将波及商场、购物中心的消费生态，影响购物、餐饮及娱乐等配套业态。因此，在国产电影处于低谷时期取消保护月限制，既是为保障院线生存，也是为激活整体消费市场。值得注意的是，除了调整保护月政策，扩大进口影片引进规模也是可行之举，但从根本上仍需推动中国电影产业的内在升级。

据观众反馈，当前选择走进影院的首要动因往往在于沉浸式体验电影的视觉特效与宏大场景，而非单纯追求剧情深度。若仅需观看故事内容，观众更倾向于等待网络平台上线后通过流媒体获取。以2025年暑期档为例，《F1狂飙飞车》《侏罗纪世界4》《超人》等影片均以高投入的视觉呈现为核心卖点，这印证了影视行业中的普遍规律——优质特效需要巨额资金支撑，而资本的撤离则直接导致电影制作规模缩减。数据显示，2025年开机的影视项目中，三年前立项的占比达50%，创2019年以来新高；而一年前启动的项目占比仅为21%，且一年内开机项目几乎归零。这种断崖式下降意味着，当前影视行业已陷入投资低迷期，缺乏持续性资金注入的影片难以维持制作水准。

影视作为高风险行业，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明星的个人丑闻、轻微违法行为等突发因素，可能直接摧毁整部作品的商业价值。即便是演员早年经历，也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对投资方构成完全不可控的威胁。当行业风险持续攀升而收益难以匹配时，资本自然会选择撤退。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影视产出质量持续下滑，整个行业陷入下行通道。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风险属性与企业经营存在本质区别——当企业面临危机时，其实体资产如厂房、生产线、员工网络等仍具保障价值。以娃哈哈为例，即便创始人宗庆后的形象遭遇争议，其庞大的实体资产体系仍支撑着品牌持续运营，这种稳定性使企业更易获得公众认可。

中国刑法第201条对逃税罪设置了例外条款，明确指出若行为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税款、缴纳滞纳金并已接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这一制度设计的核心在于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秩序，通过宽大处理避免因刑罚导致企业停摆，从而引发就业流失与供应链中断等连锁反应。法律制定者认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其存续具有高度依赖性，单个企业的消亡难以迅速填补市场空缺，因此需通过司法宽容保留其发展空间。

然而文娱行业却呈现出特殊性，公众普遍认为明星一旦出现负面事件，往往有其他艺人可接替其角色。这种认知偏差导致文娱从业者在面临税务问题时，更容易被直接定性为失德艺人并遭行业清退。但实际上，明星与实体企业存在本质共性：其作为市场枢纽，一头连接着受众、票房与宣传效能等消费端要素，另一头则牵动着资本运作、创作团队等生产端环节。明星的公众影响力实质上构成了降低电影投资风险的关键要素，其存在能够提升项目的市场预期，吸引更多资本介入。

从市场运行逻辑看，明星不仅是具备经济价值的个体，更是承载着多重市场功能的特殊存在。其价值体现在对高风险文化产业的调控作用，通过提升市场确定性形成投资保障。这种市场角色决定了明星能获得远超普通劳动者的收益——市场经济中的每一笔交易，本质上都是消费者在权衡利弊后仍不得不承担的成本。因此，明星代表的不仅是个人形象，更是市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无形资产，其价值体现在对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产业生态的维系上。

不少人对市场的认知存在片面性，习惯将明星的更替视为简单的替代关系。例如，疫情期间部分KTV门店关闭，人们往往认为待疫情结束便会立即复苏，却忽视了其中隐含的资产损耗——例如装修投入无法复用，原有客户群体和消费习惯的重建也需要时间。而这些无形的市场累积，恰恰才是产业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素。一线明星相较于三线艺人，其风险抵御能力更为显著；拥有二十年沉淀的明星则比新晋者更具行业影响力。因此，当核心人物退出时，市场不仅会失去原有的活力指数，更将面临确定性下降与风险溢价上升的双重挑战。反之，若能恢复其市场价值，产业便有望重获生机。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娃哈哈虽陷入舆论风波，但并未出现关停危机。这种现象或许印证了某种普遍认知："面对品牌，人们会误以为其能凌驾道德之上，或将财富等同于规则松动的通行证；看到娃哈哈，甚至可能激发青少年对商业权力的盲目崇拜，而非对知识学习的重视。"相较之下，影视明星的负面事件多集中于个人私德层面，往往被视为形象维护的瑕疵而非主动塑造。而宗庆后与宗馥莉所代表的娃哈哈品牌形象，是整个企业乃至国民集体记忆的产物。这种全民性认知的建构，其影响力甚至超越了普通娱乐明星的范畴。在这一问题上，显然无法以双重标准衡量：当提及娃哈哈时，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其品牌价值的延续性；而谈及影视明星的丑闻，则侧重于个人行为的道德评判。这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市场风险与个人污点的评估维度存在本质差异，不应混为一谈。

从深层社会规律来看，影视产业本质上是人性弱点的集中体现。大众对完美的追求与对偶像的迷恋，构成了追星现象的根源。这种集体心理需求催生了明星的高收入，而市场机制则保持理性——经纪公司与影视制作方始终追求成本效益，但受众的非理性追捧却不断推高明星的商业价值。当明星具备财富、人气与社会影响力时，其面临的价值诱惑将超越常规范畴。这种现象具有全球普遍性，无论东方或西方的影视行业均面临相似的挑战。教育领域的核心职责在于向青少年呈现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揭示社会运行中的非完美状态。若试图将教育青少年的使命强加于影视行业，实质上是对产业规律的违背。这种道德责任的转移终将引发行业反噬，因为任何商业实体都无法承担塑造下一代价值观的重任。无论是消费品企业如哇哈哈，还是企业家群体如雷军、周鸿祎、董明珠，其商业属性决定了他们无法成为青少年教育的道德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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